不过,由于技术的更新换代,在当前动辄“五模十频”手机的主流市场趋势下,LTE三模手机本身的市场规模已经很小,大多销往偏远农村或欠发达地区。
上述了解沟通进展的发改委专家称,在新时期,中国的一些企业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政府既不可能代替企业去和高通谈判砍价,也不可能代替企业去竞争。而且,出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该交的许可费必须得交。
这对相当多的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需要逐步调整心态的过程。
数位亲历者对本报记者描述说,上世纪九十年代,CDMA最初进入中国之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没有什么专利储备,甚至也没有几个人懂专利。当时,是中国联通代表中国企业来统一谈许可费率。后来,又曾由TD联盟负责统一组织企业来谈LTE许可费率。
利好华为,已与高通签署新协议
在下游产业链企业中,由于中国的复杂生态环境,出现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面临完全不同谈判形势的分化:大企业的谈判重点在于交叉许可,中小企业则面临全面冲击的挑战。
“现在的状况,就是一滩浑水,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博弈,才能逐渐明朗。”一位曾深度参与调查的律师对本报记者总结道。
总体来说,由于此类谈判,涉及一家公司核心商业秘密,因此,能够参与谈判的必定是既熟悉业务,又有较高层级的少量核心人员。为了减少交易成本,高通一般更倾向于与出货量大,影响力大,谈判条款更复杂的大企业先签订协议。
对于手中没有太多专利储备的小企业,由于不涉及交叉授权的复杂谈判,也可以在大企业与高通敲定费率标准之后,紧随脚步,将自家许可费率谈到一个更有利的水平。
所有前述的复杂因素,都导致重新谈判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达成速度取决于谈判双方迫切程度,或者整体的战略。又由于所有谈判都是一对一的闭门谈判,信息也非常不顺畅。其中一位谈判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以往,对于高通这样大部分时候是上门收钱,但又不提供什么服务的谈判,大家积极性比较低,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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