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强配合,首先需要加强对黑色产业链的研究。”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颜丽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颜丽看来,只有将重点“黑产”结合起来,定位出治理“源头”(广告主、非法设备经营者或个人信息贩卖者),才能对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产生沉重打击。“因此,召开联席会议,制定相关方案,实现‘精确性’打击,效果会好一些。”
此外,颜丽也指出,实名制的推行,能够实现对短信、电话发起者的溯源,从而为治理电信骚扰现象提供依据,也能为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使用“黑卡”从事的违法犯罪活动、立案侦破提供基础。“实现实名制是确保市场健康的前提。”
三问:为何运营商只能望“号”兴叹?
“运营商不比手机安全软件,无法在用户接到电信骚扰时进行即时提示。针对嫌疑号码,运营商只能选择停机或放行。”面对重重压力,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移动内部人士坦言,“但在停机前的嫌疑号码鉴定时,运营商有三大难:取证难、跨网难、跨地域难。”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六十六条,我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因此,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若运营商把骚扰电话关停,骚扰分子就此上诉,一告一个准。”郝智超说。
“短彩信比较好溯源取证,但骚扰电话比较麻烦。”前述中国移动内部人士称。目前,中国移动在接到用户进行骚扰电话投诉后的通行办法是,安排拨测团队进行回拨以收集证据,“但大部分号码都是不接或接不通。”
跨网与跨地域也是造成目前查处难度的原因。据了解,目前许多骚扰号码涉及跨省操作,用户举报给当地运营公司后,当地运营公司需协调骚扰号码所在地的省公司核查,省公司再到市公司,流程漫长。此外,如果溯源之后,发现是其他运营商的号码,追查就进行不下去了。
近来,在监管部门的压力下,运营商的态度也开始逐渐有了转变。今年的3·15晚会曝出骚扰电话、利用电信工具实施诈骗、违反电话实名制办卡等问题后,3月16日,工信部约谈移动、联通、电信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相关负责人,并连夜责成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和所在省通信管理局进行调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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