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处于困境中的上飞(上海)则选择了曲线救国之路——因为技术是需要反复实践的,一旦长期不练,技术就荒废了,为防止技术人才流失或荒废,上飞选择将技术人才以劳务输出的模式送到国外公司锻炼——90年代,上海飞机制造厂执行副厂长王文斌以税后年薪18万赴美,后因国家召唤回国,遂以6万年薪为国效力。但像王文斌这样的在祖国召唤后回国的人仅仅是一部分,很多技术骨干一去不复返了。
另外,上汽集团曾有意将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整编制接收,成为上海汽车集团公司的汽车研发中心,甚至希望通过整编把民航所管辖的龙华机场建设成为上海的汽车城。虽然最终被叫停,但还是有一部人才从上飞流失到上汽。
持续失血的状况直至2000年以后才有所改观,特别是2008年C919项目和运20相继立项,国家对大飞机开始重视之后,中国的大飞机产业终于迎来了阔别20余年的春天。
但在20余年的时间里,航空技术日新月异,而中国已然缺课太多,相比因有解放军订单的沈飞、洪都、成飞和西飞,上飞在人才储备和技术储备方面非常薄弱,从C919的研发和生产中就可以看出来,商飞(原来的上飞)只从事飞机中机身的制造以及最后的总装工作,其他部分全部由中航工业和国外合作单位包办。
此外,与国外厂商合作,适当的向外商让利。那么,在取得适航证以及未来打入国际市场的时候就会少很多阻碍。
因此,和国外公司合作的原因就很明确了,一方面是为了取得适航证,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在大型客机制造方面无论从人才储备还是设计经验、制造经验方面相对不足。相对于在歼击机方面有J9—J10—J20的技术积累,中国在大型客机方面的技术积累仅限于30年前的半途而废的运10和组装的少量麦道,无论为了客机的安全性,还是为了客机的性能考虑,在与国外老牌厂商的合作中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积累实践经验成为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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