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炒股到倾家荡产，如今他是全球最富有的第51位华人

不过呢，因为文化差异，虽然大方向不变，但是与各地员工间的管理方式还是会依文化差异而作调整，这样才能够做到充分了解员工需求，尽量满足员工需求。

问：你和孙大卫是公认的黄金组合，你们之间有没有出现过危机？

杜：我和孙大卫是彼此信任及尊重。我们对彼此的信任维系了我们几十年的关系。尤其是我们的患难之情，让我们不会为了钱吵架。但我们会为了idea（主意）吵架。遇到了分歧，我们会平下心来，想一想，再进行沟通，交换想法，然后达成共识，不会有吵到面红耳赤的情况。

我和孙大卫都很幸运，能有今天这样还算满意的成就。我们认为创业伙伴的关系就像夫妻，要看对方的优点，而不是挑缺点，尤其是两人之间不能过于计较，不能去计算谁贡献多、谁贡献少，这样合作才能长长久久。

问：在你记忆里，你过得最艰难的是哪一段岁月？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

杜：留学德国时，我一句德文都听不懂，再加上当时的德国很排外的，因而内心非常惆怅，感觉好像被孤立。那时，我还在亲戚经营的中国餐馆打工，常常会受到客人的冷嘲热讽。在那段岁月中，我体会到人情冷暖。但它最终带给我正面的力量，让我日后懂得如何应付各项挑战和挫折。

问：你现在的日常作息怎么样安排，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呢？

杜：我的工作时间表经常排得满满的，工作之余喜欢打篮球，也喜欢打鼓。

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就与同学合组了热门音乐团（Band），这可能是台湾最早的学生乐团吧！也因为对于西洋音乐有着不可言谕的喜爱，现在，我和一群喜爱音乐的朋友们组成了“加州梦幻大乐团”，我负责打架子鼓。我们经常会在华人小区的慈善筹款会义务演出。

问：现在，您怎么看股灾中一无所有的经历？

杜：在我的记忆里，我总是觉得1987年10月17日那一天才是金士顿真正的诞生日。因为没有这个节点的出现，我们就不会重起炉灶，后面的故事就不同了。

1987年，我已46岁了。一个46岁的人，从百万富翁跌落到生活开支都有问题，甚至还有负债，然后两手空空重新开始，这并不容易。我也一度非常绝望。很庆幸的是，我没有一直沮丧下去，而是选择了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