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向坚持独特且吸引人的企业文化,持续投入科技创新,让同事始终拥有最宽松的工作环境,去发展最高质量、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并得到最好的工作回报。这也是我们能够持续团结一致,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你在德国留学,怎么去了美国?
杜:我不算是一个好学生。中学在台湾念师大附中,因“外务”太多、逃学也多,而被退学。我并不是不喜欢念书,只是觉得生活不应只专注在书本堆中。也因为这样,我的家人决定送我到德国,让我自己去闯世界。
德国念完书之后,我决定到美国发展。说来有意思的是,我在德国攻读电机工程专业,但到美国却做了房地产销售的工作,并非一开始就踏上高科技之路。我一贯的作风是,从容易做的事情做起并且做好。当时的环境是,找房地产销售工作比较容易并且能挣钱,而做高科技或者工程师则困难一些。
问:你和孙大卫怎样开始的创业?
杜:我做房地产销售的时候认识了孙大卫。他在一家公司做硬件工程师。他常常和我说:一块主机板卖2000美元,但成本只有200美元,实在是很赚钱!我很羡慕这个生意有这么高的利润,这么好挣钱,于是想到一个主意:可不可以我们合作,他设计主机板,我来销售?我认为,只要他有信心做出好的主机板,我就有信心将主机板销售出去。
问:于是你们就干了?
杜:对,孙大卫同意了我的想法。我没有看错他(笑)。我把家中的车库当成公司办公室开始创业,成立了一家销售Work Station内存的公司。
我们两人都是工程师出身,没有制造、成本、销售等经验,但我们很大胆,还在摸索时期,就刊登广告招揽客户。两年之后,这家公司被一家计算机公司收购,我们两人各拿了100万美元。
这在当时算不小的成功,我们有些陶醉于这个成绩,把钱交给股票经纪人进行股票投资,开始了近乎退休的惬意生活,希望股票大赚,惬意到老。
问:股票投资的效果不好,所以转而做了金士顿?
杜:不是不好,是非常糟糕。1987年10月17日,美国股市一夕之间崩盘,我和孙大卫的积蓄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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