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城里人。户籍制度目前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从教育、就业、医疗到养老,户籍几乎贯穿每一个普通人一生所有的重大环节。若以户籍计算,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9.9%。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曾在一次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大概有25%是由农民工做出的贡献,而要让外来人口进得来,住得下,容得进,必须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齐士辉是车队里为数不多的接触过社保的人,他之前在北京一家工厂工作时候,工厂给他买过一段时间的社保。然而,刘建东和王果智却搞不清楚“五险一金”区别在哪里,他们想了一会,说出了住房公积金和医疗、养老保险。然后王果智说,这东西感觉对他没什么用。
或许齐士辉也有理想,那就是成为北京人。他对刘建东说,下辈子做北京人吧,出生了身家就是几百万以上——这的确是一些外乡人对北京的看法,虽然用来形容所有北京人并不公道。
不过,刘华觉得最悲哀的是,如果可以继续开网约车,还能慢慢想办法提高收入,但现在,关键是不让外地人干,“就一点希望没有了”。
最近,朋友给他介绍了个接送一户人家小孩上学的活,每天早上五点半接上孩子,然后七点前从南六环赶到位于建国门附近的小学。每天酬劳120元,来回60公里,油费自己掏。
对一个北京本地人来说,“京籍京车”政策影响不大,只需要换一辆更好的车,而对刘华和大东车队的32个同乡来说,换车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而换户籍呢?看起来遥不可及。
他们生活在南六环的城中村,徘徊在城市的边缘,一个变化,便能轻而易举地颠覆他们的生活,切断他们与城市的联系。而家乡的土地,好像已经再也无法回去。
(应采访对象要求,除刘建东外,文中出现的人物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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