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褚厂长面前,我只是前来学习的后辈,他一直给我非常强烈的内心触动。
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哀牢山。我见到他的时候,老人家戴着一顶破草帽,衣服的圆领还是破的,比现在穿得还旧。那时他正和一个人讨价还价。那个人帮他修水泵,开价80元,褚厂长说:“最多给你60元。”他俩就围绕着80元还是60元讨价还价。想想看,他曾经是多么叱咤风云的人物啊!
之后我们开始聊天,我很好奇地问他:“您前后做的事情差别太大了,我相信您能搞成,但有一点不明白:既然种橙子,为什么不引进国际上很好的橙苗,而是从湖南引进种苗呢?”
他就给我讲道理,说哀牢山的土壤怎么样、气候怎么样,说:“我一定能种过他们。”之后大谈挂果之后是什么情况,又说这种橙子怎么怎么好。我就问他挂果要多长时间,他说要六年。我当时一盘算,六年之后他就80多岁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创业,大谈80多岁以后的场面,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啊!
而我对自己晚年的安排,和他的境界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发自内心地佩服他。在和褚厂长接触的过程中,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在当年把企业搞得那么成功,绝不是因为政策、特许经营,或者偶然。
那次之后,我们经常通电话。十年后,大家都看到了,褚橙已经很有名了。
通常来说,我和褚厂长会被当作同一时代的企业家。我们都创过业。我于1983年到深圳,1984年创建万科,这些我记得很清楚。创业时,我在万科办公室的地板上写了两行字,第一句引用肯尼迪就职演说中的话,“不要问社会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社会做什么”;第二句是巴顿将军讲的,“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上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弹力”。
巴顿将军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非常欣赏这句话。我到深圳以后,有低谷,有反弹,有很多曲折,但再怎么也不像褚厂长那么曲折,所以,我那一次非常感慨:褚厂长已经70多岁了,还在展望六年之后的漫山遍野,所以用巴顿将军的话来衡量褚厂长是再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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